——教育部语用司在京召开语言社会应用热点问题座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像“酷”“秀”“克隆”等英文音译词，“靓”“埋单”等方言词，“WTO”“GDP”“CEO”“APEC”“IT”等直接用拉丁字母表示的外文缩写字母词，以及“伊妹儿”“美眉”等网络新词，大量涌入现代汉语，使社会词语使用呈现出纷繁的色彩。这些新词语扩散的速度很快，应用的领域渐趋广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应该如何看待大量涌现的新词语、如何加以适当的规范引导，以使词语的应用更加准确、生动，满足社会交际需要，是当前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对上述新词语使用的看法和意见，以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加强对词语使用的规范和引导提供依据，2002年8月27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在京召开了语言社会应用热点问题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人士，语言学家、知名作家，出版、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媒体专业人士。会议由语用司司长杨光主持，语用司副司长张世平及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到会采访。
一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召开得很必要、很有意义。语言文字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丰富，这是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产生了新事物、新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和习俗，原有的词语不够用了，必须用新的词语来表述；社会交流更广泛更扩大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必然会促成词语使用的相互借鉴；随着时代的进步，原有一些词语已不够生动，必然要被更生动的词语所代替……因此，在群众中产生新词语是不可阻挡的。《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肖复兴指出：新词语的大量涌现是社会变革时期出现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从中国历史上看，文化、经济、政治变革时代往往也是语言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佛教词语涌入；“五四”运动时期，大批的外来语被引入，对现代汉语的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有大量我们能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现象，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做决策时要看大背景，要看到这种现象与社会的大变革和开放是相吻合的。与会人员认为，如何对待语言应用中发生的新变化，确实需要社会有关方面认真地进行讨论、研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职能部门组织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语言应用热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这种交流非常必要。
二
对近年来语言应用中大量出现的外来词、方言词、网络自创新词，与会人员结合语言应用的实际情况各抒己见，进行了分析，讨论热烈。部分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中将黄玉章认为，汉语言文字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字可以表达新事物、新技术。随意使用英文缩略语，使汉语变形了；并且在英文中不同的词有同样的缩略形式（如WTO可以代表“世界贸易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水上交通指挥官”等词组），不加注释可能会引起歧解。
刘吉认为，“克隆”“纳米”等非规范的外来语和WTO、APEC等大量的英文缩写词，以及“菜鸟”“大虾”“灌水”“菜单”等网络词语，“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字完美的形象，而且已经严重妨碍信息的传播，还在动摇着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室主任、博导陈醉认为：“我们的报刊是给中国人看的，我们的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更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在行文中大量夹杂外文字句，首先是一般读者看不懂，影响宣传效果；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有失国家、民族尊严！”
另外一些与会人员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敬一丹说，“现在是社会语言最生动的时期，也是急剧变化的时代”，如果要对词语的使用进行梳理，那么主要应梳理媒体的语言，因为媒体语言对社会最具影响力。媒体语言介于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之间。民间语言非常生动，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很有创造力，“你都说过N次了”这种从女儿口中说出的话非常生动。不能无视民间语言的这种鲜活，但媒体吸收新词语应掌握好度。媒体应该运用主流语言。她对有些节目主持人在汉语中大量夹杂英语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能容忍，观众无法接受，影响传播”。
作家梁晓声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道：“当语言大面积呈现此种现象，意味着许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意味着人们活泼了。或至少，渴望活泼起来。”“一言以蔽之，是时代改变了中文‘容颜’。而我，是以欣然之立场，看待中文语言当下的恣肆形态的。”
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博导方立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丰富自己的手段，新东西的产生需要有新手段来表达。著名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生成的规律是经济。WTO代表世贸组织，APEC代表亚太经合组织，这种英文缩略词语确实有简略明确的特点。网络聊天要讲求速度，一些特殊词语甚至符号都可以用，但是这些网络词语不是随便用在哪里都可以的。
新浪网记者张晓凌说，网络流行词语可划在民间词汇范围内，民间词汇丰富、鲜活的特点在网络平台上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网络是媒体，与广播、电视一样也是载体，自由度很大，民间语言在网络上最大限度得到发展。在网络聊天中用“恐龙”代称女孩，用“青蛙”代称男孩，很有意思、有生命力。网络是被动的，只能转载信息，BBS（电子布告栏系统）是纯民间的行为，不好约束它。英国已把网络词汇编入辞典，已承认它是一种文化。网络是外来的东西，随之而来有许多外国的新鲜词语，甚至用符号来使情感在网上得到更好的表达。因此，对网络语言应因势利导，使其变成有规则的游戏，以创造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
三
对于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方法加强对新词语应用的引导，与会人员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对语言应用中出现的新情况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应该拒绝新词语，但有关部门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分析研究，加以适当地引导。
肖复兴提出，不要采取急躁、想当然、一厢情愿的态度，要冷静下来，假以时日，容忍、实践一下后再对新词语进行梳理。字母词是否一概都打死？新词语不仅仅是符号，不仅仅体现语言的丰富，而且也在影响人的思维形式的形成。过去没有“德先生”“赛先生”就不会形成“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整个一代人的新的思考；今天没有WTO，也就缺乏对新的思维的有效的新的载体。字母词不是都不好。NBA非要翻成汉语吗？怎么翻译？有些东西没必要强求统一，有这些新词的存在恰恰说明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显示了我们面对改革开放时代一种开阔的胸怀，这样才能“海纳百川”。在多元化的社会，对语言要有多元化的认识，有些约定俗成的新东西要接受，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它们。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博导、语言学家于根元指出，外国的东西要学，该用的东西要用，中国人有这样豁达的胸怀。不好的东西要想办法治理。首先要区分是崇洋媚外、殖民主义，还是学习外国。殖民统治时期是不得已要学习外国，但这是低层次的、形式主义的；发达、强大时学习外国，吸收是高层次的。其次要区分是发展还是混乱。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语言是大海，难免泥沙俱在，但早在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就确定了语文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我们的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哪些是发展、哪些是混乱？不能把混乱当发展，也不能把发展当混乱。要有理论支撑。语言文字是用来交际的，交际到位就是语言的规范。有的不好判断，要假以时日，但工作要及时——认识理解不太够时要调查研究；有的要管，有的不要去管；除了依法管理外，还可以提倡、调节、引导，有的可以制定标准，根据不同人、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樊静认为，随着媒体的普及，现在科技新术语很快就能进入社会，而一旦进入老百姓的语言后，惯性很大，很难改变，官方的组织研究、审定速度跟不上。社会上需要有权威意见，可以定下来的要做出规定。
对于如何规范和引导新词语的社会应用，与会人员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黄玉章、陈醉指出，政府有关部门要管语言应用中出现的热点问题，政府公文等官方文献用词要规范。刘吉、樊静提出，要设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对新词语进行规范。敬一丹、梁晓声认为媒体应该使用比较主流的语言，至于民间的语言、特别是口语不用过多要求，有的说法会被自然淘汰。他们也建议要抓住学校教育。使用语言有社会心理作用，老师除了教育孩子使用规范的标准的语言外，还要考虑孩子的审美需求，找到最适合青少年的方式进行引导。敬一丹还提出制定规范的人有点滞后，一些新词流传开了才发现混乱，为什么不能事先定一个规矩？应该出版一些通俗、一目了然的规范读本来引导大家。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卓培荣也提出，媒体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劳动手段、传播工具，主流媒体要自觉起示范作用，提倡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但规范本身也应发展。樊静认为知识要分层次，媒体适应的对象也要分层次，一般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要注意不要滥用外来新词，一些专业报纸可以适当直接引入一些外语词；但不要迎合不应迎合的东西。
杨光最后总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有意义，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今后处理一些问题很有启发。他希望媒体针对语言应用热点问题开展更深入的讨论。他强调，这种讨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和引导。
会后，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