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学术条件的成熟，促成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它是汉语词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关注的是现代语言，所以同现代汉语的学习、应用关系更加密切。国家政府历来重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制定了一系列的语文政策。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将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提高到法制的层面加以保证。
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为贯彻党的语文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它在语文教学、指导语言应用、制定国家语文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发展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学科理论上的新认识、新见解往往影响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我们认为下列几个方面应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⒈ 辞书编纂。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领域作为交际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大，想学习掌握汉语的人越来越多，编出满足人们学习汉语各方面需要的现代汉语辞书成为迫切而重大的任务。我们还缺少为大家所认可的专为帮助非汉族人学习汉语的权威辞书，对比英语有“牛津”“朗文”“柯林斯”等较知名品牌辞书并驾齐驱的情况，差距明显。此类辞书在收词、释义、用例、各种标注、指导应用方面应适应使用者的情况和需要。它不同于为本族人编的各种语文词典。例如释义，为本族人所用的中型语文辞书，是在本族人所熟悉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中寻找词语，写成释义，力求确切简明地说明词义。由于用来释义的词语总量巨大、句式变化丰富，或由于精练概括而难于显示词义的差别，往往不适合初学汉语者的需要。国外有词典限制整部词典释义所用汉语数量的作法，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尝试和探讨。其实，即使是本族人的语文教学，对词语的释义也要照顾不同文化水平学生情况而有不同的处理。再看用例，原来的认识是，用例是显示和证实词义的。现在多数学者已认识到，对于教学用的现代语言语文词典来说，用例不仅只作为显示、证实词义之用，它同时要显示词的主要功能、主要用法。对外汉语教学用的语义词典更应该如此。我国学者已编出了适应这方面需要的词典。如孙全洲主编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李忆民主编的《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等。时代要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考察范围，对每个词的词义和组合能力作详细的调查分析，确定各类词、各个词、各个义项组合特征，有选择地将它们收入不同的词典中去。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如果我们先编成详解的现代汉语词典，再做这个工作会省力一些。现在有学者在这方面有不同的探索，力量分散，缺乏全面、统一的考虑。谈到这里，不能不提出，筹备编纂反映现代学术观点的“现代汉语详解词典”（包括溯源、静态描写）是时代召唤的巨大工程，有待于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
⒉ 同语义学结合。语义学原来只限于研究词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扩展到词组义、句义。词义研究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国学者受语义学观点的启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词义信息内容分析”“概念义分析的形式化”“词汇场、语义场研究”“词义和词的组合能力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例如英国学者莱昂斯把语言单位区分为词位（lexemes）、词位变体（forms）和应用中的词语（expressions）。再把词语的意义区分为词位和应用中词语的意义（sense），应用中词语的具体所指（reference，词位无这个内容），词位指示的客观对象（denotation），应用中词语的所指客观对象（referent）。以汉语“书”为例，词典说明“书”是“装订成册的著作”这是Sense，作为词位和应用中的词，“书”都有此义。“我去买书”“他家书很多”中的“书”是应用中的词，它可有单称、普称、定指、不定指的区别，这是Reference的变化（按：应用中词义的变化不限于此）。作为词位的“书”指示客观所有书，这是书的denotation，应用中“书”指示的客观对象是它的referent。我国学者一般只将词的指示对象称为词义、概念内容、反映的对象等，未免笼统。上述观点对词义信息内容的分析有相当的启发。用这种观点审视我国学者的同义词研究，可以有新的视角、新的认识。（参看符淮青《同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2003年第3期）
⒊ 为语言的信息处理服务。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汉语信息处理的研究以来，经历了字处理、词处理、句处理的不同阶段。从已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当代学者主要是在语言信息处理的总的框架下，配合句法分析、语境分析来分析词的语义。未见到词义分析的系统材料。从已有的词的语义特征分析材料来看，多是以词为单位，而不是以义项为单位。而词的基本义同它的引申义、比喻义语义特征往往相差很大。而词的句法信息的描述也很少以细致分析的词义义项为单位。例如，《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中把“吃”区分为两个，“吃1”指“吃房租”“在食堂吃”“吃水果”“吃大碗”等当中的“吃”；“吃2”指“吃苦头儿”“吃嘴巴”中的“吃”。仅以“吃”来讨论，《现代》已区分为三个义项：①把食物等放入嘴中经咀嚼咽下（“吃水果”的“吃”）。②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吃食堂”的“吃”）。③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吃房租”的“吃”）。“吃”这三个意义不仅词义特征差别明显，且组合特征也有不同。如“吃”之②义只和几个出售食物场所（如“馆子”“小馆”“食堂”）等组合，且有“吃得/不起馆子”的组合，因为词义特征中已有“购买”的特征。“吃”之③义已完全丧失了吃①义“咀嚼”“吞咽”等特征，具有完全不同的词义特征“依靠……生活”，它组合的已不是一般的名词性宾语，而是表示生活来源的名词性宾语。（参看符淮青《词义和词的分布》，《汉语学习》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词义特征和组合关系的分析，应该更加细致。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⒋ 借助计算机作各种调查研究。我在《汉语词汇学史》的结语中说：“词汇学研究为现代科技服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成果来研究词汇学，是时代将为学者创造的新境界。”令人高兴的是，已有多位青年学者，利用计算机的语料数据库在短时中掌握丰富的材料，进行为各种目的服务的调查研究。如苏新春等在《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中对旧词语、同形词、异形词、方言词、口语词、新词语等的研究；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中以统计材料分析合成词的结构，分析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乃至更多个字的组合单位，其说明、阐述都令人耳目一新。笔者近年在工作中遇到在词典中标注〈口〉〈书〉语体色彩的问题。原有的词典标注界定不够清楚，多凭编者语感，不同的词典标注也不一致。看来科学地确定词语是口语词、书面语词，还是通用词，除了要有明确的界定外，借助计算机作统计分析是必要的。可以设想，建立有足够语料的口语体语料库和书面语体语料库。如果某个词语仅出现在其中一个语料库中且频率很高，就有资格确定为口语词或书面语词。再根据各种辅助标注，确定通用词或各种不同情况的词。不走这条路，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随着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汉语词汇学必将得到更丰富的滋养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